不同时间权衡法测量健康效用值的实证研究

1.1 调查对象

考虑到受访者对不同TTO方法理解存在一定难度，因此选择南京高校本科及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。依据便利抽样的原则，于 2017 年 11 月1 日至 12 月 31 日对 43 名受访者进行面对面、一对一的访问。

1.2 调查方法

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5 名调查员进行调查，且正式开展前均进行过模拟预调研，以保证调查质量。调查内容包括 EQ-5D-5L 自评量表、10 个EQ-5D-5L 健康状态排序、前置健康 TTO 和后置健康 TTO 调查、居民社会人口学基本特征。

本研究基于 EQ-5D-5L 中文量表，选择 10 个包含轻度、中度及重度的不同严重程度的健康状态，每位受访者随机分配到前置健康 TTO 组或后置健康TTO 组完成 10 个健康状态效用值的测量。如图 1 及图 2 所示，前置健康 TTO 是在传统 TTO 的基础上于前端增加 10 年的完全健康状态生存时间，后置健康TTO 则是在末端增加 10 年的完全健康状态生存时间。效用值的计算：当 10 年的完全健康状态与 5 年健康状态 A 的组合；与完全健康状态下存活 y（y≤15）年比，若认为二者相同，则健康状态 A 的效用值为 U=（y－10）/5。

1.3 统计学分析

对两组受访者TTO测量结果的均值、标准差、中位数进行计算。对两组受访者的健康效用均值进行 Kruskal-Wallis 非参数检验，以P≤0.05 作为结果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。此外，还比较两组 10 个 TTO 任务完成的平均时间，测量每个健康状态效用值（即达均衡时）的平均步骤数和视觉模拟标尺（VAS）评分，统计分析采用 STATA/SE 12进行。

2 结果

2.1 社会人口学基本特征

经受访者知情同意后，共完成 43 份有效调查问卷。纳入样本为 20～25 周岁南京高校普通人群，前置健康 TTO 组为 23 例，其中男性 3 例（13.0%），女性 20 例（87.0%）；受教育程度方面，以硕士及以上为主，21 例（91.3%），整体受教育水平程度较高，患有慢性疾病者仅 1 例（4.3%）。后置健康 TTO 组为 20 例，其中男性 7 例（35.0%），以硕士及以上为主，18 例（90.0%），患有慢性疾病者 1 例（5.0%）。见表 1。

2.2 不同 TTO 测得效用值比较

前置健康 TTO 组和后置健康 TTO 组对 10 个不同严重程度 EQ-5D-5L健康状态效用值的测量结果如表 2 所示，均随着 5 个维度存在问题情况的加重而呈现出减小的趋势，符合逻辑一致性。两组效用均值最高的健康状态均为“11121”，表示仅在第四个“疼痛/不舒服”维度存在轻度的问题，数值上分别为 0.86 和 0.91；效用均值最低的健康状态也相同，为“55555”，表示五个维度均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，数值上分别为-0.60 和-0.85。从绝对差值上看，在轻度健康状态（如“12112”），前置健康 TTO 测得的结果略小于后置健康 TTO，而随着健康状态变差，结果却发生了翻转。尽管绝对差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，但两组结果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均 P＞0.05）。此外，通过中国EQ-5D-5L 积分体系[6]对 10 个健康状态计算效用值，与两组受访者TTO 测得的结果相比，数值上均略低于前者。

10个健康状态的视觉模拟标尺（VAS）评分如表 3 所示，前置健康 TTO 组从“11121”的 91.7 分到“55555”的 18.3 分，后置健康 TTO 组则从 90.1 分到 19.2 分，与健康效用值类似，VAS 评分均随着健康状态变差而减小。从每个健康状态效用值测量达到均衡的步骤数看，前置健康 TTO 组为 1.3 步到8.7 步，而后置健康 TTO 组为 1.2 步到 10.0 步，说明随着均衡步骤数的增加，健康效用均值降低。就每位受访者完成 10 个 TTO 任务的平均时间而言，前置健康 TTO 组为 17.0 min，而后置健康 TTO 组为15.2 min，前者略高于后者，反映出前置健康 TTO组受访者可能对均衡点的考虑更慎重。

3 讨论

基于对中国高校普通人群的调查，对比了前置健康TTO和后置健康TTO两种不同方法在测量健康效用值的差异。研究发现：第一，前置与后置健康TTO 相比，尽管从绝对数值上看，随着 EQ-5D 各维度存在问题严重程度的增加，前者有低于后者的趋势，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。第二，两组效用值与基于 EQ-5D-5L 中国积分体系计算出的效用值相比，10个健康状态数值上均略低于 TTO 测得结果。第三，两组 10个TTO 测量达均衡的步骤数，都随着健康状态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，总体上保持一致。

前置和后置健康TTO是在传统TTO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方法，能够弥补后者在测量差于死亡健康状态时，需要对负效用值进转换及产生“聚焦效应”等不足[2]。二者的差异在于将一定年限完全健康状态置于传统 TTO 的前端还是后端。如果不考虑由于受访者时间偏好及调查框架效应（即相似的描述方式而导致测量结果的差异）带来的影响，理论上两种TTO 方法测量效度是一致的[2]。然而，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可能存在差异。例如，对于较严重健康状态（如转移性结直肠癌），前置健康 TTO 是先在完全健康状态生存 10 年，接着在晚期癌症状态下生存 5 年后死亡；而后置健康 TTO 则是先在晚期癌症状态下生存5 年后以完全健康状态下再生存 10 年后死亡。从逻辑上看，前置健康 TTO 更容易得到理解，而后置健康 TTO 的受访者难以想象经历过极大伤痛后恢复到完全健康，易受到挑战，特别是老年人群[7]。因此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，测量差于死亡健康状态时，前置健康 TTO 更适宜[2,6]。目前各国构建 EQ-5D-5L 积分体系时，对差于死亡健康状态的测量均使用前置健康 TTO[6]。

与国际上类似的研究相比，本研究中得出两种TTO 测量健康效用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结果，和Federico 等[2]在荷兰人群开展的研究结果相一致。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，考虑到 TTO 测量健康效用的理解存在一定难度，因此选取知识储备相对丰富的高校学生开展试点研究，对整体人群中的具体影响不能全面反映。此外，受样本量的限制，未来有待进一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开展相关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[1] Torrance GW,Thomas WH,Sackett DL,.A utility maximization model for evaluation of health care programmes[J].Health Serv Res,1972,7(2):118-133.

[2] Augustovski F,Rey-Ares L,Irazola V,et al.Lead versus lag-time trade-off variants:does it make any difference?[J].Euro J Health Econ,2013,14(1):S25-33.

[3] Liu GG,Wu H,Li M,et al.Chinese time trade-off values for EQ-5D health states[J].Value Health,2014,17(5):597-604.

[4] Robinson A,Spencer A.Exploring challenges to TTO utilities:valuing states worse than dead[J].Health Econ,2006,15(4):393-402.

[5] Devlin NJ,Tsuchiya A,Buckingham K,et al.A uniform time trade off method for states better and worse than dead: feasibility study of the‘lead time’approach[J].Health Econ,2011,20(3):348-361.

[6] Luo N,Liu G,Li M,et al.Estimating an EQ-5D-5L Value Set for China[J].Value Health,2017,20(4):662-669.

[7] 周挺,马爱霞.不同时间权衡法在健康效用值研究中的应用[J].中国卫生经济,2017,36(1):18-20.

作者简介：周挺（1990-），博士在读。研究方向：药物经济学，卫生经济和政策。

（稿件来源：中国药物经济学,2018,13(8):16-20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